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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瓷之子”——朱文立的考证人生

作者:豫之(学者)点击次数:291   发布日期:2017-01-06

核心提示:朱文立对中国陶瓷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历史之谜”的破解,更是一种文脉的接续,一种文创精神的传承。

 

朱文立在张公巷窑址发掘现场。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了解朱文立的古陶瓷考证生涯,品赏朱文立的陶瓷艺术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艾青的这首《我爱这土地》。朱文立四十余年陶瓷艺术人生,与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柴、汝、官三大名窑的“历史之谜”联系在一起,与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国陶瓷艺术界艾青所歌咏的那只小鸟:竭力“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即使“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他不断书写着中国陶瓷史和陶瓷艺术的传奇,不愧是中华“神瓷之子”。

 

 

宋代五大名窑,汝窑为魁。清河南督学孙灏曾作诗云:

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

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

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

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

孙灏这首诗,不仅道出了汝瓷“人巧天绝”、“名王作贡”、“官哥”名瓷亦非“汝俦”的精美绝伦,而且道出了沧海桑田“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无尽感叹。综观历代文献关于汝窑的记载,仿佛在诉说一个悠远飘渺的神话。它的釉中,气泡闪烁亮如攒珠;它的胎中,玛瑙点缀灿如金星;它温润的釉色,如同万花筒,在不同的光照下幻化出不同奇妙的光晕。即使在南宋时,汝瓷已成稀世之宝。它仿佛一颗耀眼的流星,经历了瞬息辉煌而遽然湮灭。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瓷器烧造的又一座高峰,曾创制多种精美盖世的瓷器,也曾大规模仿制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瓷,但惟独仿制汝瓷失败,以至乾隆无奈地写道:“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以至民间有“家有钱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之说。

汝窑窑址到底在哪里?它的烧制技术难道真的“人巧天绝”,只能够成为一个历史之谜吗?

 1951年,陈万里撰《汝窑的我见》,发求证汝窑窑址的嚆矢。1964年-1977年,叶喆民、冯先铭两次赴河南考察,在宝丰县清凉寺寻得一片典型的天青釉瓷片,视为“宝丰清凉寺应是汝窑窑址的重要线索”。1987年陶瓷学界最终证实,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汝窑址,即是昔日文献中所谓“临汝汝窑址”。这为求解“汝窑之谜”带来一抹曙光,朱文立也恰巧被命运安排跻身到破解“汝窑之谜”的队伍中来。

 

 

1975年,29岁的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汝州市汝瓷二厂当临时工。朱文立高中毕业,且对化学很有兴趣,因此被安排进行临汝瓷豆绿釉的研究与开发。人如其名,朱文立似乎注定“以文立身”。他没有满足于豆绿釉研制工艺本身,而是像一位专家,精心研究、记录,将临汝瓷豆绿釉的研制过程写成了论文《汝瓷豆绿釉》,发表在1980年的《瓷器》杂志上,得到当时国家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的重视。李国桢通过写信指导朱文立的研究,这时朱文立才知道自己研究的豆绿釉是临汝瓷,而不是汝瓷。由于朱文立在开发豆绿釉中的贡献,汝瓷二厂任命他为厂里 “临汝窑天蓝釉”试制组组长。

为到远离市区的山里寻找原料,朱文立骑坏了4辆自行车,背坏了5个帆布包,磨烂了几十双妻子为他做的千层底老山鞋。他曾盛夏中暑,昏倒在山沟里;也曾因为“未经单位批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旷工”而被汝瓷二厂开除。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像战士一样的出征豪情。1982年4月,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召开,朱文立是120名与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大会破例让他宣读了两篇论文《汝瓷豆绿釉》和《汝瓷遗址踏勘》。当年10月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是当时国际汝瓷研究的最高水平会议。国内外专家的观点鼓起了朱文立思考的翅膀。李国桢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等,希望朱文立能借人在汝州的天时地利加紧研究汝瓷“天青釉”,并努力寻找汝官窑的下落。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失踪了800年的汝官窑址和失传了800年的汝瓷“天青釉”的神奇技术。朱文立像战士接受战斗任务一样,投身到探索之中。1984年,国家轻工部、河南省科委成立了以河南省轻工研究所为龙头,以汝瓷一厂为基地的汝瓷“天青釉”联合攻关小组,朱文立参加了这一攻关小组。

最笨的办法就是最有用的办法。朱文立对汝州地区所有陶瓷原料一一加以分析,对几种主要陶瓷原料,如风穴土、唐沟土等,进行化学成分和X射线衍射分析。对比冯先铭1977年采集的汝窑瓷片,考察了临汝窑各个窑址,采集了数十种原料进行化验,选出有用的原料进行调配。但是,连续两年的试验都失败了,科技攻关小组被迫解散,朱文立陷入深深的痛苦、困惑之中,常常彻夜不眠。他觉得攻关小组已经尽可能将配方做到了与传世汝瓷完全一致,而且各种窑变都试验过,不成功的原因肯定在某一神秘的“窍门”上。

伟大的发现,似乎都具有偶然性。就在朱文立痛苦至极的时候,清华大学杨根教授给朱文立寄来一本《历代名窑资料汇编》,其中关于“柴瓷”的传说引起了朱文立的注意:

柴世宗继位以后,传旨要烧新瓷,此时正好雨过天晴,天边显示出一种非常神秘的青蓝色。于是,柴世宗向制瓷官下了一道圣旨:“雨过天晴云破出,者(这)般颜色做将来。”结果接连两任瓷器官都没烧出这种“天青色”,均被斩首。到第三任瓷器官接任后,连烧两窑,也未成功,回家后闷闷不乐。他的女儿当时七岁,问其原因,瓷器官说,我已烧两窑未成,再烧不好就要被斩首了。女儿问:“有何法可烧成?”答:“民间传说有活人入窑即可。但我作为瓷器官,怎忍心害百姓。”其女暗记心中,等烧第三窑时,乘父不备,跳入窑中。顿时,窑器崩裂,光怪陆离,片瓦值千金。

这一悲惨的故事震撼了朱文立,也提醒了朱文立。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在皇权社会里,皇帝的私欲就是“圣意”,有斩首的制瓷官,难道没有被逼跳炉或祭窑的制瓷官吗?人跳到窑里只有骨头能留下来,而骨头的成分主要是磷和钙。那么汝瓷的那个神秘的“窍门”是不是这两种元素呢?于是,朱文立在配方里加进猪骨和羊骨进行烧制。他的配方达到328个,每一个配方至少烧3次。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3年、失败1500多次后,在一次试验的4件瓷器中,终于出现了他梦想中的天青色。

他在论文中欣喜地写道:“釉料的配制,是将焦宝石、红石头和方解石、石英(经预烧)以及牛骨灰和栗木灰等混匀,并粉碎到所要求的细度。所配制釉料的化学成份和汝官窑釉的化学成份较为接近。”他观察到,釉层中存在着一种亚微米级粒子,“釉层中所产生的液相分离是这种亚微米级粒子的来源……正是这些密集孤立的小球(亚微米级粒子)使釉面产生乳浊并再现天青色。”即使这样,“天青釉”出现的概率在一窑百件瓷器中最高比例只能达到10%。1988年7月,朱文立所烧汝瓷“天青色”通过了国家轻工业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至此,朱文立投身破解“汝瓷之谜”整整13年。

 

 

朱文立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汝瓷选材、制材、烧制、成瓷等技艺理论和工艺体系,推出了一系列天青釉汝瓷艺术作品。他的作品造型不一,但都釉体流畅,别致雅观,既有北宋汝官瓷的韵致,又带有明显的朱氏风格。

按常理,他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像其他陶瓷艺术家一样,专注于把“朱氏汝瓷”推向市场。况且,汝瓷一厂已经倒闭,他失业了。小女儿才两岁,全家仅靠他爱人微薄的工资度日。但朱文立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奋斗方向。随着对汝瓷研究的深入,他对汝官窑址是不是在清凉寺产生了怀疑。

他从收集到的清凉寺汝瓷片发现,在釉色上,这些瓷片与故宫汝官瓷确实是接近的,但差别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胎质明显粗厚,与文献上对汝官窑瓷的描述、与故宫汝官瓷传世品差异明显。一句话,它们缺乏汝官窑应有的精细气质。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历史文献都称汝窑在河南临汝县(古汝州)境内,但唐宋时期的汝州,曾囊括临汝、鲁山、宝丰、郏县、叶县、梁县、襄城七县。因此,朱文立认为,对汝窑应做广义的理解。陈万里在他的《汝窑的我见》中写道:“宝丰之青龙寺(即清凉寺)、鲁山之段店两处,就现在散布碎片的面积看来,在当时实是一个极大的烧瓷山场。”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中也这样说:当时的古汝州境内瓷业兴盛,逐渐形成严和店、大峪、宝丰清凉寺至鲁山段店三大窑群。如果是官窑址,一定没有这么大的建造和交易规模。叶喆民的另一句也令人深思:“在清凉寺“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约1/300)……可见粗细俱备。若从历史的长河而论,该窑供御的精品不过是四十年左右的鼎盛春秋,而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朱文立想,清凉寺的汝瓷片是否正是这种主流的“粗器”呢?或者说,真正的汝官窑址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它就在汝州城内呢?

陶瓷史上一个名贵品种的出现和流行,乃至成为御用贡品,当然有其一定的卓越优点,也必然有一个由粗到精、由“民”到“官”的发展过程。从清凉寺出土的瓷器成分看,当属于汝瓷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作为御用的官窑汝瓷,应该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再发展。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汝州为州府所在地,当时在汝州境内建造宫廷所用汝官窑是完全可能的。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也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就是说,汝官窑完全被政府所垄断。宝丰清凉寺虽属汝州,但远离汝州州府,朝廷在那里建立官窑不便于“供御拣退”,而最方便管理并保密的地方只能在汝州城内。同时代的钧官窑瓷,就是在禹州城内钧台窑烧制的。

从此,汝州城内每一次盖房、挖地基,朱文立都要到场,从破土动工守到地基挖掘完毕。1992年10月,在文庙地区汝瓷博物馆东院,朱文立发现汝官瓷残壶嘴1个,卷足支烧的笔洗残片1块,色泽如刚成熟的豆青色。当地基挖至4米深时,露出一口宋代陶缸,陶缸边上有大约3立方米的经过淘洗的纯木灰。多年的经验告诉朱文立,这里极可能曾经是汝官窑配釉作坊。由于汝州文庙地区距北宋州衙不远,朱文立将汝官窑定位在文庙附近。

6年过去了,1998年,朱文立在文庙地区又发现了典型的汝官窑瓷片。1999年3月,一户民居在文庙东南开始修建,当推土机推至距离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时,两堆醒目的堆积物出现在面前。它们分别为灰青色和灰白色,非常纯净,正是配置汝官瓷的重要半成品釉料。而堆积物下面则是大面积的宋代青砖——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证明了朱文立的推断。

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从汝州文庙官瓷窑出土的汝官瓷片看,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有明显的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制作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精细、胎薄,非常成熟和完美。其二,文庙汝官瓷普遍呈现淡天青,釉面非常薄;而宝丰清凉寺汝官瓷普遍呈现重天青,呈色幅度大,釉层较厚。其三,文庙汝官瓷开片非常统一,均呈现蝉翼纹开片。而清凉寺汝官瓷开片纹杂乱,有蝉翼纹,也有蟹爪纹,显露出早期汝官瓷的风格。其四,文庙汝官瓷支钉痕普遍比清凉寺汝官瓷支钉小。”他谨慎地说:“汝州文庙汝官窑址可能是宋宫垄断的汝官窑址。” 朱文立的研究,解答了叶喆民“典型的汝窑天青釉残片所占比重极少(约1/300)”之谜,也印证了叶喆民临汝窑“数百年间富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才是它的主流”的论断。

汝官瓷的历史之谜,也得到了这样清晰的解释:临汝瓷是汝官瓷发展的前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宝丰清凉寺一家窑厂一枝独秀,釉料配方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它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从此,清凉寺停烧,而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这才有了后来传世的汝官神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