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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而优则商”——写《九二派》偶得

作者:陈海点击次数:60   发布日期:2012-08-28

 

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是“中国秘密”(中国经济30 年高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对于“九二派”,我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们在当下的中国有相对醒目的社会地位,除了企业家这一经济人角色外,他们可能还扮演公共生活的其他角色,比如商业偶像、慈善者、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常是某一行业的先行试水者,继而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导者;和第一代、第三代企业家相比,他们有更强的时局洞察力和宏观思辨力,这一能力无疑大大作用于他们的整个商业历程;他们都是经过近二十年洗练后日益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这帮企业家的特殊在于,少年时期经历文革,与改革开放同时期进名牌大学深造,青年时期完整经历了80 年代,大我情结深重,有浓厚的经国济世的情怀,试图改造社会,变革体制。很多人先是学者,后来为官,再离开体制从商。虽为商人,但理想底色不改,只是书生意气转化为了“实业报国”。这也是“九二派”的共性。

后来我采访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他对“九二派”的评价很有趣,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九二派”的一个参照。他说“九二派”企业家不仅情商高、智商高,也有胆识。

所以把这批企业家放在整个改革开放这一宏观大背景下去观照,1992 年并不是起因,它更多是一个结果,一批忧国忧民的社会主流精英,有着良好的知识储备及体制积淀,大我情结深重——这注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强调“九二派”的符号意义其实比渲染“九二派”企业家本身,或许更有价值得多,因为它毕竟标志了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转变,读书经商成为潮流,成为更多年轻人追逐的目标,大学里顶尖的人才多从事商业,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很多人会认为“九二派”企业家比普通人创业有更多的优势,就“九二派”企业家而言,优势也因人而异,我简单分析有两种:一种是自觉离开体制者,正如毛振华所说“我们胜在有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陈东升对我说过一句话,“我太了解这个体制,离开体制创业,却又不能真正脱离体制,我不光知道这个创业点子对不对,这个点子怎么实现,我能把路径图勾勒得一清二楚——这事该找谁,找谁再找谁,这个人什么风格,那个人什么风格?我们那个时候对体制太了解了,整天在里面混嘛。”从中可见体制经历对他们创业有多大的帮助。

按陈东升的话,“就是要利用某种人脉获得一个进入市场的机遇,并且坚定地走市场道路,也就是用计划经济最后的一点关系,去突破市场经济的关隘”。

另外一种是被迫下海者,比如冯仑、郭凡生,他们自我调侃为“被下海”。冯仑总说自己跟田源、陈东升不一样,“他们是想好了的,有理性;我纯属是偶然,被迫脱离体制,最后变成了一个流氓无产者,然后开始折腾——我这是‘被下海’,然后通过积淀了差不多十年的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不断给我力量,给我信心。”

冯仑的体制经历并不长,所以常令研究者为万通总结经营之道时多有误会,比如更多地把其营商理念之根脉归为冯仑多年的底层生存智慧。事实上在我对他的深入采访中发现,冯仑在中央党校教书四载,在中宣部短暂服务半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一年多,这样一些短暂的体制内经历对其后来的商人生涯不无影响。

体制为后来创业带来之“便利”,他为我总结了四点:其一是价值观;其二是方法论;其三是人脉;其四是自律。

当年,从体制离开下海的“九二派”群体,有较好的人脉,较高的智慧和情商,其经验决定了他们对政策机会有较高的敏感,对政策风险有较好的控制力。所以我发现,所谓“九二派”企业家群体,他们的主要行业集中在金融、地产等政策性机会最多的领域。

与此相反,早他们一些时间的第一代企业家,多为草根民营,他们大都靠制造业起家,草根性决定其财富的原始积累和扩大是从制造、代工和贸易产生的,直到2000年之后,才开始进入地产或者投资诸领域。直到今天,也很少有民营企业能进入金融领域。

从行业上来说,我认为“九二派”企业家的主要贡献,是精准选择行业并带动了整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比如果汁业是朱新礼开创的,拍卖业是陈东升开创的,信用评估是毛振华开创的,田源是期货业的拓荒者,冯仑、胡葆森成为地产业的佼佼者,这是他们在商业史上的价值。

“九二派”企业家与上下两代企业家相比,最重要的区别或在于,这代企业家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起因在于,他们青少年时代共同学习过雷锋,也熏染过集体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固然有缺陷之处,其基本的价值观是要个体服从集体、要为国家作贡献,这是这一代人最基本的特征。

虽然出身不尽相同,想法也不尽一致,因为有共同的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一致认为旧的体制绝不能承受,但是新的目标,大家也未必能达成一致共识。

相同的时间刻度上,俄罗斯也有一批年轻人,他们同样是政治和商业上的精英,在他们共同的合力下,古老的俄罗斯上演了“世纪大拍卖”,成就了一批寡头,塑造了今天的俄罗斯。同样的国家体制,但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俄罗斯同行不一样,中国的年轻人走的是渐进改良的道路,他们要以商业上的理想去影响和实现中国的未来。

有越来越多的官员投身商海,尤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官员下海经商,我认为这是好现象。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和中国经济发展》中说,“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所以,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是“中国秘密”(中国经济30 年高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社会不认可“学而优则仕”说明社会对知识缺乏尊重这个论断是错误的。体制内精英向体制外的流出意味着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悄然变化,“九二派”集体下海,正说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经商的判断已逐步趋向认同,全社会若果都认同“只有顶级人才去从事商业”,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商业文明和企业文明的进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