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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未来中国还有四大投资机遇

作者:《支点》记者 何辉 整理 点击次数:175   发布日期:2015-10-10

核心提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增长的前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6.1%,低于预期;1-8月份投资累计增速10.9%,低于预期;制造业投资增速自今年初以来一直下滑……整体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大,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如何看待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面临的下行压力?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压力?未来,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投资机会?9月13日,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湖北省政府金融办、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汉口银行主办的2015中国宏观经济(武汉)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观察报告会上,包括林毅夫在内的多位经济学者,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号脉。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持续两三年

 

林毅夫: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滑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为什么下滑持续时间会这么长?

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过去中国长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长率,但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应该是3%-3.5%之间,即使恢复比较好的美国也没有恢复到3%,欧洲国家和日本更不用说,增长率在0%-1%之间。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下降了,出口这驾“马车”就慢了。

再看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更大。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帮助全世界避免了经济大萧条。不过,由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现在大部分项目建成了,可是全球经济还没有恢复正常增长。在这种状况之下,国内投资需求必然下滑。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驾“马车”消费了。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比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这才使中国在这么大的外部冲击周期影响下,还能保持7%或更高的增长。

朱海斌:中国在过去35年有接近10%的经济增速,但从2008年以后,从趋势上看到中国经济处于非常明显的下行通道,其原因更多受结构性因素影响。

结构性因素,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从国际方面看,2008年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普遍下滑,虽然美国经济略有复苏,但从整体来看,这次复苏持续时间非常长,而且复苏势头非常缓。以往,我们看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之后通常会有6%-7%的增长,但在这一轮复苏之后,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出现。这表明,国际市场很可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欧美发达国家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很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里不能得到恢复。反映到中国的出口,在未来几年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国内因素看,中国这一轮经济结构性调整,很多是政策的主动选择。从经济结构的占比来看,在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最近几年消费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甚至略有上升,投资的贡献率则一直下滑。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是中国当前面临最明显的问题。固定资产领域最大的两块,一是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1/3,但从2013年以后逐年下滑;第二是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1/4,但从2014年开始出现非常明显下滑。这是整个经济结构转型预料之中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在短期必然带来转型期的阵痛,但中长期有利于维持中国可持续或更健康发展。

黄益平:我觉得中国经济前途非常光明,但今后一段时间仍有很多风险。经济下行的压力,起码还会持续两到三年时间。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如果对应到生产活动中,则主要是制造业在推动这两驾“马车”。前端推动出口增长的是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另一端推动投资增长的是资源型的投资产品,如重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地区。出口和投资的推动,带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

但今天碰到的问题,显然是这两个引擎很难继续支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十年、二十年。受劳动力短缺、工资快速上升等因素影响,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快速失去竞争力。而重工业,现在面对的是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想象上述两个行业还能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中国已出现一批新兴产业的国际品牌,如华为、中兴、小米、格力、阿里巴巴等。但这类创新型企业还不够多,产业还不够大,不足以支撑全国经济。

 

老百姓有钱了会花在四大领域

 

黄益平: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要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核心问题是要创新,要产业升级。创新和产业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统计,过去半个世纪,全世界有101个国家和经济体曾经处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但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谁能过去,谁不能过去,核心问题是怎么样让产业升级,继续保持竞争力,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

从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角度看,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当前,中国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刚过50%,在很多发达国家达到75%-80%甚至更高,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会上升,即便GDP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缓,消费增长仍然是很可观的。我们曾做过一个分析,假如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继续往上翻一番,他们会把更多钱花在什么地方?一是家电;二是通讯交通;三是文化、教育、旅游、养老;四是金融服务。

林毅夫: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是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增长的前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单纯消费增长的话,家庭很快就借贷,借贷多了以后就负债累累,危机也会到来。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未来,中国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首先,产业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有很多过剩产能的产业,但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

第二,基础设施。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今后投资回报率有5%就是赢家

 

宋国青:中国经济遭遇空前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个时点上,要不要再投资,要看投资回报率。当前,中国经济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明显下降,明显落后于总资产增长率。在过去三年半时间里,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分别为13.7%、4.7%和8.8%,但利润增长率同期只有1.8%、1.5%和3.0%。

高投入低回报率的时代已经到来,企业和政府都应做好心态上的调整。今后若再粗放投资,可能就很危险。过去修一条路,修通就有人走,高速路费就能收回来,今后就要反复调研才行,修通没有人走是很有可能的。不仅企业投资要开始精打细算,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一样,必须进行投资决策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很容易造成该投资的地方没投,不该投资的地方重复投资,最终投资回报率将惨淡无比。

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投资,但投资要更加科学和谨慎,同时对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要调整到位。今后3%-4%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不错,5%就是赢家。像过去一样拿块地捂着就有暴利、抢个矿就赚大钱、买套房也大赚一笔的时代很难再现。如果谁还想再通过高杠杆盲目投资,那非常危险。

范剑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供给的角度来讲,是来自于廉价的要素驱动,经济增长三要素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相对都比较便宜。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招商引资,出口的价格优势也很明显。

但现在,劳动力不便宜,人口也趋于老龄化,再加之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了,但人口的质量红利会大大开发。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过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素质劳动力,是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和希望。高素质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收入增长的同时,投资和消费可以良性循环。  

除人力资源,中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更多市场试错的机会。另外,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过去这些钱投向钢筋水泥,今后可引导这些钱投向技术研发,相信把这些要素很好地组合起来,中国在不久的未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创新型国家。(支点杂志2015年10月刊)